安科纳出版社最近出版了意大利电视台的梵蒂冈专家阿尔多·玛利亚·瓦里（Aldo Maria Valli ）所著“曾经的告诫圣事”一书，这本书的后序是由鱼方济神父写的，其中对教宗方济各时代的告解圣事做了反思。今年3月10日的罗马观察报在第七版也刊登了该后序。现在，我们把它转载于此。

于方济神父

我们这一代人，过去所接受的有关天主的观念更多是恐惧，而不是爱；到后来进入修院，又加了一种一切都是“应该”的观念，带着这样的观念，很难有一种自由而喜乐的生活。直到今天，在很多领受告解圣事的人身上还能看到这种对天主的恐惧，这种对“应该”意义的曲解。害怕天主，害怕自己，害怕他人，以及别人的评论。告解是一项义务，而不是一种与慈悲天主的随意相遇。我特别为教宗方济各在这慈悲禧年关于“慈悲传教士”的讲话而感到吃惊。我自问：神父本身不就是慈悲传教士吗？司铎的天性不就是一个宽恕的人吗？另外，我也想起我曾在某些告解停亲眼看见过评断人行为的法典条文，就好像是在法庭一样。这也让我回想起那些曾因为某些司铎的严厉而受到伤害的信友们的讲述。这些都帮助我更明白方济各教宗的思想。就我个人的听告解经验，我可以说，透过教宗方济各的行为，恐惧被摧毁了，“应该”的意义也被渴望与慈悲天父的相遇所取代。不是办告解的人指数上升了，而是办告解的质量提高了。有不少人手拿圣经来办告解，因为他们听取了教宗的建议，每天至少要读一段圣经。然后，以他们所读的圣经作为省察办告解的准则。所有这一切，都让我觉得非常开心。这是教宗方济各——天主的使者完成的一个真正的奇迹。感谢天主，我看到的不是罪恶感的增加（我认为很多人已经因为自己的罪而变得很有压力，抬不起头了），而是对天父慈悲认识的深入。我可以清楚地说，如果一个人感觉自己被接纳，被尊重，被鼓励，他就能更深入地认识自己罪过，从而请求宽恕。不仅如此，他还能够明白，在某种意义下，罪过已经得到了宽恕，去告解亭只是为了领受那已经准备好的宽恕之恩，因为就像若望圣史所说的，天主是爱。正因为如此，我觉得谈论告解圣事的危机本身就是一个矛盾；要说危机，也只能说是践行司铎之职方式上的危机，因为司铎更多的时候只待在更衣室，而不是在外面与人接触，神父更关心的是乳香与金钱，而不是他们的羊群。所以说是一种神圣的危机。根据我个人的经验，排在告解亭前的男女比例几乎是相等的。在这里，我想和大家分享两点，虽然我没有觉得有多新奇，但对我的影响却比较深。首先是那些常来教堂的人，他们办告解主要是为了摆脱负重，比较形式化，几乎就是为了接收补赎（以求良心的平安）而告解，而不是为了求得宽恕。这些人是教宗方济各不喜欢的那一类，因为，他们是“共产主义者，生活贫穷理想的人，以及苦行者”，再加上二十一世纪的十字军所宣传的愚蠢说法，他们有的是纯无神论者，有的是很不虔诚的信徒。

我想给你们举个例子：我做神父16年了，每次看着我的教理员（都是非常圣善的人）教孩子们念悔罪经：“我的天主，我忏悔我的罪过，我要远离我的一切罪过，因为我犯罪会得到应有的惩罚…”，我都会很努力地给他们解释说，这不是最理想的忏悔词，经文的意思有待解释，所以，最好是用圣经中的一些忏悔词来替代。对那些在指定的日子必须来办告解的人能说些什么呢，是虔诚？还是被迫？因为只要错过了那个机会，他们的虔诚就中断了，一切都得从头开始。

对我触动比较深的另外一个关于告解的例子是，某些教会新兴团体成员们的告解，其中有一个是非常普遍的。他们办告解的方式几乎完全一样，就像是预先排过的版，完全缺乏对已有美善的感恩。关于这些，我常说：“拜托！从上次告解到现在就没有发生过一些美好的事吗，难道都是罪过吗？”

最后我要说的是，教堂布告板上贴着的告解时间表是一件很让人灰心的事。我能理解神父也需要有时间的计划和安排，但教堂不是邮局的一个窗口。我个人的经验是（我在罗马市中心做本堂），神父尤其在午饭时间和晚上弥撒结束后应留出时间来（以满全教友们办告解的需要）。当然，只有教堂们开着，而且是敞开着，人们才有可能进来。就像是天主慈悲的心，被称为“我们在天上的父”，而不是“我们在告解亭的法官或主人”。